高乡与低乡：11—16世纪太湖以东的区域结构变迁 下载 pdf 2025 网盘 epub 在线 mobi 免费

本书将11至16世纪高、低乡农田水利格局的演变、聚落变迁和土地开发，以及政区沿革等，置于区域社会整体中加以考察，并结合剖面分析和时段分析两种方法，阐释了高低乡区域结构的三个重要转变时段：（一）11世纪是农田水利大发展的时代，是低乡稻作引领开发的时代。这个时代产生了影响深远的高低乡水利理论，形成了高低乡农田水利开发的基本面貌，也开启了一种高、低乡水利不协调的格局；（二）13世纪后期到14世纪，是高、低乡在繁重赋税压力和海上漕运体制下加速开发的时代，这在高乡表现得尤为明显。明清江南重赋格局之奠定、高乡乡村权势之崛起，都发生在这一时期。14世纪的水利工程则令失序的水利格局基本稳定下来了；（三）16世纪是高低乡赋税制度趋于统一、水利和政区格局基本定型、市场走向整合的时代。各种经济、行政制度的改革和调整引导了这场转变，其中，嘉靖以后的均田均役改革为重要。16世纪也是高乡棉植大兴，棉业市场拓展的时代，高低乡农作面貌分异，市场联系却加深，赋役货币化改革与市场和商贸的拓展相得益彰。

在“剖面分析→时段考察→结构研究”的论证体系中，本书将三个专题的内容联系在一起，将区域变迁的时间尺度定义为“中时段”，强调在整体社会史中研究区域结构变迁。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试图揭示自然环境变化机制、官方财政机制和行政机制、市场机制等如何相互作用，影响区域结构的变迁。

丛书总序 走向历史现场 陈春声 I

序言 葛剑雄 1

导论 1

节　变动的区域：时空连续体 2

第二节　区域的变动：时段与剖面 16

第三节　区域结构史：高低乡视野 35

上编　高低乡农田水利格局的形成和演变

章　11 世纪高低乡农田水利格局的形成 60

节　从“禹贡三江”到“太湖三江” 62

第二节　冈身·冈门·冈身路：高乡开发 66

第三节　塘路·塘浦·圩田：低乡开发 77

第四节　11 世纪的高低乡水利与水学 86

本章小结 98

第二章　12—15 世纪高低乡水利格局的演变 102

节　南宋低乡围田与东北东南浚浦 107

第二节　元代淞江疏浚和浏河黄浦发育 118

第三节　明初太湖整体蓄泄格局的改变 135

本章小结 147

第三章　16 世纪高低乡水利的治与不治 152

节　东北港浦淤塞与争佃升科 154

第二节　高乡专浚干河与不究水利 160

第三节　万历常熟治水的昙花一现 166

本章小结 176

上编小结 179

中编 高低乡的聚落变迁与土地开发

第四章　13—15 世纪高乡开发与市镇发展 187

节　元代海漕时代的高乡拓殖 195

第二节　明初至宣德时期权势的发展 206

第三节　正统后“主姓”市镇的创建 211

第四节　倭乱后的变数与市镇兴衰 221

本章小结 228

第五章　15、16 世纪乡镇商贸与市场发育 231

节　官布、货布与土纱 232

第二节　棉业市镇与商业水网 237

第三节　布行、布庄与布商 240

第四节　棉业市场与米粮市场 244

本章小结 249

第六章　15、16 世纪赋役改革与荒地开垦 252

节　抛荒、坍涨与分圩 255

第二节　从“均粮”到“积荒” 262

第三节　嘉定模式：“折漕”与“复熟” 272

第四节　高低乡垦荒中的“异乡甲” 280

本章小结 296

中编小结 298

下编 高低乡政区变动和政区间关系

第七章　10 —14 世纪政区增设的趋势 308

节　唐宋低乡营田与“吴江”问题 310

第二节　嘉定创县与官方的高乡治理 313

第三节　华亭升府和上海立县的基础 317

第四节　松江定府和昆山移治的经过 324

本章小结 328

第八章　14—16 世纪太仓的区划沿革 331

节　平海：太仓由镇成卫 333

第二节　安民：太仓因卫建州 335

第三节　博弈：嘉靖“废州案” 344

第四节　定局：太仓存州复道 352

本章小结 356

第九章　 16 世纪州县关系和政区定局 358

节　高乡水利协作与州县关系 359

第二节　松江均粮改革与青浦设县 370

本章小结 379

下编小结 381

结论 385

节　三次大转变 385

第二节　中时段变化 392

第三节　转变的机制 397

第四节　延续的记忆 403

附 录

清代江南苏松常三府的分县和并县研究 409

一、分县由来 411

二、分县策划 417

三、常熟县分县划界的过程 424

四、分县后的行政运作 435

五、从清末自治到辛亥并县 448

六、结语：从“区划”迈向空间 455

主要参考文献 457

后记 476

谢湜，1981年生，广东澄海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现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博雅学院院长，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任教育 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历史人类学学刊》执行主编。入选中央组织部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社会经济史、明清史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发表于《历史研究》、《文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等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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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在给美国国务卿的简报中，共产党肯定对于利用混乱很感兴趣，但从每一个实例来看，混乱来源于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假如有CCP党员参加的话，他们只是在追随学生，而不是在领导学生。

所以我们能够非常容易地将此结论推广到知识界对于KMT和CCP的态度。CCP的胜利，绝不是出自知识分子的真心支持，而只是知识界对于KMT的反对。

政府应该首先搞清楚它们的性质，而不是将一切错误归咎于CCP人。对青年动武的人，不知道他们的心理，亦不知教育为何物。视一切青年学生为匪无异于将其逼向敌营。政府的强硬姿态正中CCP人的下怀，这是他们扩大队伍的最好时机。政府不分青红皂白将一切积极分子说成是CCP，这本身就加剧了学生的不满。学生嘲笑政府的虚张声势，不论黑名单中的人是不是CCP成员，一概保护他们。而政府却仍一厢情愿地认为（或者是他们选择这样认为），消灭了学生中间的CCP成员，反对活动就会平息。

学生和CCP并无实质性的联系，他们只是对这个“敌对”的政党感到好奇，想要了解。而知识的匮乏加剧了这种好奇心。KMT领袖坚称CCP领导了示威无疑是安慰自己的说辞，他们从不认真设法解释为何有如此多的学生会参与示威，以及为何自己的青年组织没能成功地拉拢到如此多的青年干将。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工人的身上，难题和困苦无需制造：它们业已产生，客观存在，任何人只要有意，都可以随时加以利用。

政府的困难来自于三个方面：1. 日本的占领切断了工会和政府之间的联系；2. 人民普遍认为光复之后会带来好结果，但是事与愿违，而这个责任当然会被推到当时的合法政府身上，CCP得以撇清关系，无需承担责任；3. 战后工商业和经济秩序混乱的现实状况。

一部分民众在1947年想起日本人的好处，而你根本无法与之争论。

尽管知识界认为CCP也应该承担内战的责任，大多数民众还是将内战的原因归咎于KMT。针对CCP的批评集中在利用武力夺权和为...

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曾两次和王芸生等大公报人见面。胡政之以个人名义在报社宴请毛泽东及中共代表团时，口无遮拦的王芸生直言“不要另起炉灶”，领袖含笑答以“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炉灶里不许我们做饭”。不久，他在读了《沁园春·雪》之后写信给傅斯年，吐露出“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也”的感慨（见台湾版《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

因此，他从1945年12月16日起，连续四天同时在《大公报》重庆版和上海版连载《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点看法》长文：

“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高，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也一样高据高位，凌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更不肖的，如石敬唐、刘豫、张邦昌之辈，勾结外援，盗卖祖国，做儿皇帝，建树汉奸政府，劫夺权柄，以鱼肉人民。这一部兴衰治乱史，正如中国历史的写法，只看见英雄争天下的人物，而看不见人民，至少是看不见人民意志的表现。事实也恰恰如此，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所以乱多治少甚至竟无清明之治，就因为只见英雄争，不见百姓起，人民永远做被宰制者。今天我们应该明白这道理了，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为治，也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实现民主。”

他在“补识”中说：

“这篇文章，早已写好。旋以抗战胜利到来，国内外大事纷纷，遂将此文置于箱底。……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破迷信并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人见面。”

文章一发表就遭到郭沫若、蔡尚思、周振甫等左翼学者的猛烈批评。历经半个多世纪的世变沧桑之后，我们重读此文，不得不感叹历史的无情，一切不幸被一个只读过八年私塾的一位报人言中了。这样的言论一发表，他未知的命运自然就已注定，哪怕他怎样往自己脸上抹黑，怎样否...

自由派人士敏锐地认识到，在一党独裁方面CCP和KMT无甚差别，所以对联合政府如此渴求。

自由主义者深受英美的影响，而照旧批评英美；但是你们可曾听过CCP批评Mao或者斯大林？在KMT治下自由是多或少的问题，而在CCP治下则是有或无的问题。——拍手鼓掌

胡适：对于KMT真是没什么可说的，我们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所以还愿意彻底追随你们这种人，唯一的原因就是在你们的统治下，我们至少还能拥有沉默的自由。

虽然有人认为日本人的侵略使CCP人的胜利成为可能，因为这阻止了蒋彻底消灭CCP的军队，但是这种说法却承认了KMT没有能力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与CCP进行竞争。

他声称，他没碰到一个人承认对共产党是否占领其村庄这样的问题表示关心。“八路来了也不会怎么样，”一些人说。还有的说，“我们看了七个月的中央，两个月的八路，半年多的大鼻子（苏联人），谁来都一样，我们怕什么！”“要我们再像日本降服后，盼爹盼娘的盼好日子，是不可能了。”作者写道，真正的悲剧是，一部分民众在对比了国民党之后开始回忆起日本人的某些好处，而你根本无法与他争论。

尽管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理智地作出接受共产党的决定，但并无迹象表明他们明确拥护新政权 本书第507页

原因正如著名自由派领袖储安平所言，自由，在国府治下只是“多或少”的问题，在新政权治下，则是“有和无”的问题（第256页）。如此清醒的政治分析家，却在1948年底偷偷溜到解放区石家庄参加新政协会议去了。储安平的这一行动并不典型，大多数的高级知识分子，既没有随军撤往孤岛，也没有主动投怀送抱，而是静静的呆在自己所住的地方，迎接“解放”。

以“土改”来保障后勤供应和兵员补充，走的是迂回曲折的路线，而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种赤裸裸的“交易”。党的高层几乎是有意地在土改初期，鼓励、放任群众的“过火”行为，在运动后期再用“反左倾”来加以局部微调，其深意在于：农民们在对恶霸、地主、国民党政权拥护者进行物质剥夺和肉体摧残之后，别无选择，只能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以防止反攻倒算，防止胜利果实被夺走。而贫农团、妇女会等等新型组织的活动，定期非定期的全村大会，形式多样的宣传手段，有助于营造一片热烈的气氛，让得到果实而不愿当兵者感到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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