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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晚清以来的中国人如何从“常态”变成“病态”，又如何在近代被当做“病人”来加以观察、改造和治疗的漫长历史。“东亚病夫”的称谓既是中国人被欺凌的隐喻，也是自身产生民族主义式社会变革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治病”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医疗过程，而是变成了政治和社会制度变革聚焦的对象，个体的治病行为也由此变成了群体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作者以新颖独特的叙事手法，通过数十幅相互衔接的场景，形象地再现了中国社会变迁波澜壮阔的另一个历史侧面。在这些场景中活动的人物既有西医传教士、助产士和社会改革者，亦活跃着坐堂中医、顶香看病人和走方行医者，还有各类政治家和赤脚医生的身影。本书力求在一种“情境化写作”的状态中充分展示近现代政治演变与传统医疗因素之间复杂的互动博弈关系。

目录

导言：医疗史的另一种叙事

第一章 救不了灵魂的医生

第二章 对陌生空间的恐惧与接纳

第三章 “公医制度”下的日常生活

第四章 现代城市中的“生”与“死”

第五章 乡村医疗革命：社区试验

第六章 追剿“巫医”

第七章 中医自救面面观

第八章 防疫、社会动员与国家

第九章 在政治表象的背后

结论：医疗史、“地方性”与空间政治想象

参考文献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有: 《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1997），《杨念群自选集》（2000），《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2001），《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合编，2003），《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2006）《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2010）等，主持《新史学》丛刊（中华书局版）及《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丛书。主要学术兴趣是中国政治史、社会史研究，并长期致力于从跨学科、跨领域的角度探究中国史研究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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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进入中国的西医传教士都认为，中国人的疾病是没有建立类似基督教西方世界那样的道德秩序的一种反映。因此，身体患病实际上暗示着中国的一些风俗习惯的丑陋和低下正影响着中国人的生命状态，只有通过灵魂得救，才能真正治愈身体的疾病而得到新生。西医传教士的观点来源于西方中世纪的以下理念：疾病的隐喻具有道德劝谕和惩罚的意义。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如腐败、腐化、污染、反常和虚弱全都与疫病画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然后借疾病之名，这种恐惧被移置到其他事物上，疾病于是变成了形容词，具有被当做隐喻使用的最广泛的可能性。它们被用来描绘那些从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来说不正确的事物。

公共卫生的实行变成了民族主义目标的一种制度化表述，因为“由体育观念和预防医学中之卫生观念、一切的改革心理与趋势观察起来，我们就可明白民族力量的增进一定要提倡健康，尤其要提倡整个国民的健康，然后可以顾到中华民族的复兴”。

优生优种与进化的目标变成了一种集体行动的逻辑。这种逻辑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卫生行政空间的日趋独立运作而得以表现的。国家对生命控制的范围和领地已逐步从公共空间渗透进了家庭私人空间，特别是防疫场合下分区式的强迫接种与隔离，几乎使私人化的空间荡然无存。个人的身体这时必须接受国家在民族生存复兴的话语下的积极支配和干预。

“废止中医案”出台之初，“中医”第一阶段发动反击的策略是反复强调西医防疫和卫生行政需大量耗费社会动员的制度资本，虚耗国家财力的弱点，以此突出“中医”虽无“群体”防治之功，却有救济弱者之实的传统。如下面一段话就对所谓“医学行政”语含讥讽：

所谓卫生者，犹若清道局之清洁街道而已。所谓防疫者，先造出恶空气，张大其辞，予人民以恐怖，日惶惶碌碌于注射。为外货推销员固可，若谓能防疫，欺人自欺之惯技耳。发明防疫血清之国，至今日，已觉注射防疫血清为不可恃。吾国反恃为救命符，无非为政者感情用事，将国家巨大库款，掷诸虚牝，于实体上何所获益。

中国传统的医患关系虽有自己双向选择的意向框架，但又有相当微妙的人情世故深隐其中。医家不持现代科学专门化的标准为治病依据，单凭经验诊病，均持有相当诡异的“开业术”，常常以平稳之方治半轻不重之病，以维持名声不堕。病家选择医生则常常迟疑不定，变化多端。

　　　　在传统的医病关系结构中，医疗的主体是病人，病人自由择医求药，甚至全家上场参与诊疗过程也是常见的现象，医生因被动诊治而很难树立自己的文化权威。有些西医传教士在乡村行医都不得不屈从于以“病家”为核心的诊疗习惯，以免引起乡民误解，出现过激行为。病人对医生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医生自然对病人谈不上负责。

　　　　所以，西医传统医患关系改造中的重要一项就是界定医生对病人的权威和责任，同时改变中国病人在医治行为中的“主体”位置，使他们在治病过程中更具“耐心”和“ 信仰”。

　　　　病人“自主性”在西方的消失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19世纪以前，病人对自己的病情与治疗方式有相当大的自主空间。为了使尊贵的病家满意，医生必须使用日 常生活的语言来解释病情，而病人自我感觉到的症状更是医师关注与诊治的焦点。在 西方医学经过床边医学Bedside Medicine、医院医学Hospital Medicine和实验室医学　Laboratory Medicine的变化过程后，对疾病的定义也开始从病人自我感觉的症状转变为医生透过各种仪器如显微镜测得的病征。

　　　　即使是一位充满爱心的医生，其专业训练也将迫使他将注意力集中在病人意外的病征、数据与检验报告上。病人自我感觉到的症状不再是医疗的重要依据，而医师日益专门化的术语更完全脱离了病人日常生活的世界。伴随着传统病人角色的消失，一个全新的被动的“现代病人”诞生了：他对自己的病情完全无能为力，惟一能做的就是等待与忍耐。

赤脚医生之所以风靡一时的理由十分复杂，绝不仅仅是“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的表现形式这么简单，而是相对较为优厚的报仇、较为严密的监控机制和乡土亲情网络共同编织出了一幅赤医成长的图景。

如不分昼夜的出诊、极度耐心的诊疗态度和因陋就简的技术简约风格，既是赤医自身大多出自本乡本土的成长环境而萌生的天然情感回应，也是复杂的非情感利益互动和制度安排所促成的结果。

书籍介绍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晚清以来的中国人如何从“常态”变成“病态”，又如何在近代被当做“病人”来加以观察、改造和治疗的漫长历史。“东亚病夫”的称谓既是中国人被欺凌的隐喻，也是自身产生民族主义式社会变革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治病”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医疗过程，而是变成了政治和社会制度变革聚焦的对象，个体的治病行为也由此变成了群体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作者以新颖独特的叙事手法，通过数十幅相互衔接的场景，形象地再现了中国社会变迁波澜壮阔的另一个历史侧面。在这些场景中活动的人物既有西医传教士、助产士和社会改革者，亦活跃着坐堂中医、顶香看病人和走方行医者，还有各类政治家和赤脚医生的身影。本书力求在一种“情境化写作”的状态中充分展示近现代政治演变与传统医疗因素之间复杂的互动博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