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街巷志 下载 pdf 2025 网盘 epub 在线 mobi 免费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成都的城、河、桥、街、巷来展现的，是要以基本稳定的河、桥体系为基础，通过一条条街巷来介绍成都的历史文化。了解成都的城、桥、河，这既是了解整个成都的基础，也是了解成都街巷的坐标，所以本书把这些基础部分置于全书之前，把街巷部分置于其后。

本书的撰写是从2005年夏天开始的，历时四年。书名几经更改，最后用了《成都街巷志》，是企望向读者表明这是一本有丰富的历史与地理知识、可以为我们的后代保存资料的书。这里的"志"不是地方志的意思，而是古人所用的"志，记也"，"志，识也"的意思。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写老成都的街巷文化，不是成都的街巷名录或地名手册，所以请本书的读者千万不要把本书作为一本成都街巷指南来使用。因为本书中除了少数几条新街新路之外，并没有收入在改革开放之后新出现的大量的成都新街巷，主要都是有选择地介绍建国以前就已经存在的、有一定文化内涵的老街巷。至于这种选择是否恰当，尚乞读者指正，以便再版时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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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庭栋1940年12月生于四川绵竹，1965年四川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长期在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1994年成为自由文化人。

业余从事学术研究，已出版各类著述三十余种，在中国古代文化方面主要有《古人称谓〉《中国吸烟史话》《古代职官漫话》《解秘中国军队》《解秘中国战争》《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合作）《周易初阶》《红白喜庆礼仪全书》，以及古代蒙学要籍校注12种。在巴蜀文化方面主要有《张献忠传论》《话说四川》《历代文化名人在四川》（合作）《巴蜀文化》《锦绣成都》《巴蜀文化志》《巴蜀文化图典》（合作）《四川50年图集》（合作）《成都》《天府的记忆》《成都解放60年图志》等。

曾经在四川大学、成都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四川教育学院等校兼职，开设过《古代文字与古代社会》《中国古代文化史》《巴蜀文化史》《中国古代科技史》《工具书使用法》等多门课程。

曾经出任台湾的30集人文风情片《走过四川》的策划与顾问，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开心辞典》《华夏文明》《岁月如歌》《走遍中国》等栏目成都专辑的撰稿人或顾问，中央电视台的七集人文地理片《天府的记忆》的编剧与历史文化顾问。曾在四川电视台、成都电视台、深圳电视台和成都的"金沙讲坛""武侯夜话""成都故事"主讲巴蜀文化，在中央电视台奥运会四川专题节目担任主讲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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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子门地区在从隋代到明代这样一个长时期之内，一直是城内的一个人工湖。隋代修子城时取土为池，初名“摩诃池”（“摩诃”是佛家语，原是梵语的音译，本意是“大”），五代曾改名为“龙跃池”与“宣华苑”，最大时可能是北到青龙街，南到天府广场。宋代开始淤塞缩小，明代又将已经缩小的水面填去大半，清代的贡院中都还有一点水面，1914年为了修建操场，才将这最后一点水面填平。唐宋时期的摩诃池是成都城内最大的风景区，水中有三个岛屿，分别建有主建筑“重光殿”“丹霞亭”和“蓬莱亭”。杜甫、陆游都有诗赞赏。特别是在五代时期著名的《花蕊夫人宫词》中有十分详细而生动的描绘，不仅有柳堤荷风、水鸟渔船，甚至还有渔村，特别是诸如“长是江南好风景，画船来往碧波中”“展得绿波宽似海，水心楼殿胜蓬莱”“傍池居住有渔家，收网摇船到浅沙”等描述让我们至今都不能不向往当年的胜景。假如这个面积达“十顷”，“曲折十余里”的摩诃池今天还在的话，成都风光将不让杭州与扬州，但是历史上不会有“假如”。

清代成都城的格局与过去有同也与不同。相同的是在城池上的格局上完全沿袭自秦城以来的不南不北、不方不正的形状。四道城门的位置不是在正东、正南、正西、正北方向，而是在东南方、西南方、西北方、东北方。而这不方不正的的城区四角，反而是大致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为什么成都人在问路、指路时都是说倒左、倒右，而不是说向东、向西，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成都的城池与街道不南不北的根据。

东新街

成都的东新街和北新街、中新街、南新街并不相邻，而且命名的由来也并不相同。

东新街是一条小街，位于庆云西街与新华大道的三槐树路之间。这里原来是一片菜园，民国时期形成街道，1924年命名。因为是一条新街，又位于东较场旁边，所以就名叫东新街。

著名的川剧表演艺术家周企何生前就住在本街。

庆云街

因为在街上长期有成都晚报社和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所以成都人对庆云南街是比较熟悉的。与庆云南街相邻，还有庆云北街和庆云西街。

庆云南街在清代本来是书院街的北段，因为街上有一个重建于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的尼庵叫庆云庵，所以在清代后期就将这条街改名为庆云庵南街，同时也命名了相邻的庆云庵北街和庆云庵西街。民国初年尼庵消失，于是在街道名称中就取消了那个庵字，而只称为庆云南街、庆云北街和庆云西街。庆云庵前面过去还有一个水塘叫庆云塘，塘边还有一条小街叫塘坎街，民国后期均已不存。

“庆云”是古代表示吉祥的常用语。《汉书・天文志》云：“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萧轮囷，是谓庆云。庆云者，喜气也。”

抗日战争期间，著名爱国将领冯玉样将军于1943年底来到成都，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其居住地点与主要联络处就在庆云南街原川军师长蓝文彬的私宅之内。

1843年12月到1944年9月期间，冯玉祥将军在成都演讲近百次，发动“救国献金”，成都各界群众捐献金额折合黄金

23000余两，珍宝和文物未计算在内。

庆云南街上的《成都日报》创刊于1956年5月1日（报社旧址是民国时期的成都市警察二分局），1961年3月更名

为《成都晚报》。“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改名为《新成都报》和《成都日报》。1983

年1月1日又恢复为《成都晚报》。2001年7月1日，《成都日报》作为中共成都200年7月13日运成功申办之夜的（成市委机关报以对开的形式重新复刊，而《成都晚报》则以四开的形式改为市民报继续经营。相邻的《成都日报》集团报业大厦建成之后，两家报纸都迁进了新建的报业大厦，正门也都改到了红星路上。

20世纪90年代创刊、在成都影响甚大的《成都商报》原来也在庆云南街，现在也在报业大厦内。

民国时期的四川省主席邓锡侯的公馆就在庆云西街西口，即今天红星路与庆云西街交会...

落虹桥街

在庆云北街和庆云南街交又以东有一条落虹桥街，可是却见不到桥梁的痕迹。这条街本来叫庆云东街，因为这条街的东口过去曾经有一条明沟，沟上有一座拱桥，弯曲的形状有如落地的彩虹，清代的文士就把这座桥叫作落虹桥，所以这条街又名落虹桥街。因为靠近东较场，而东较场是清代华阳县衙处决人犯的刑场（清代成都县衙处决人犯的刑场在北较场）。被处决的死刑犯被押过此桥即到刑场，往往被吓昏过去，成都民间称之为吓掉了三魂七魄，所以周围人又都把这座落虹桥称之为落魂桥，于是这条街的名字就被写成了落魂桥街。一直到了1941年，才把这个大为不雅的名字恢复为落虹桥街。落虹桥早已不存，现在街名仍然叫作落虹桥街。

成都过去被人们称为落魂桥与落虹桥的小桥还有一处，就是年丰巷中的年丰桥。因为那里邻近莲花池坟地，是比庆云东街这一地区时间更长的杀人刑场，所以当地老百姓也把年丰桥叫作落魂桥，在书写中也就写为落虹桥。只不过这一称呼在民国后期就逐渐少有人用，所以现在知道的人已经不多了。

四圣祠街

成都人十分熟悉的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后面就是四圣祠北街，与之相邻的还有四圣祠南街和四圣西街。四圣街的得名是由于过去在这里有一座四圣祠（旧址在今四圣祠北街的四川神学院），祠中祭孔子的四大弟子曾参顔回、子路和子游。四圣祠在成都人心中并没有多少印象，但是这条街上却发生过若干让成都人难以忘记的故事。

清光绪十八年（1892），加拿大基督教循道宗的传教士赫斐秋等人来到成都，在玉沙街租房传教。第二年即在四圣祠北街设立布道所，1894年在布道所的基础上建成并开设了成都第一个礼拜堂（当时还是中式平房），发售与散发各种有关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的书籍与单页印刷品，成为成都地区中西方文化交流与碰撞的早期中心，不仅医院建于这里，育堂、印刷厂也都设在这里。1905年在本街20号正式营业的华英书局是成都市最早的一家使用铸铅排字的近代印刷厂，主要设备全部从加拿大运来（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这家印刷厂的基础之上成立了成都印刷厂）。今天这里还保留了一些老建筑。在成都市公布的第一批22处文物建筑物中，在这附近的就有5处，其数量仅次于华西坝有两幢当年的医院楼房至今仍然被二医院使用，在二医院设备科这座小楼的青砖上至今还可看到民国十一年王午造”的字样这些建筑中最重要的是1920年由加拿大海外布道会集资第三次重建的福音堂（1933年改名为四圣祠礼拜堂，现名成都市基督教恩光堂），由加拿大牧师兼传教士苏继贤（加拿大首任驻华大使苏约翰之父）设计并监工，两楼底，可容千人，具有德国古典巴伐利亚式建筑风格，以金堂淮口硖石用铁水浇铸为基。因为使用了主要由众多教民捐赠的100万块青砖，所以又被称为“百万砖教堂”，最后一次维修是在1989年完成的。这座教堂顶部的北端原来还有四层钟楼，内悬合金巨钟。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来时，著名的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曾经亲自登楼敲钟，与万民同庆。遗憾的是这个钟楼与其中的巨钟均已在“文革”...

书籍介绍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成都的城、河、桥、街、巷来展现的，是要以基本稳定的河、桥体系为基础，通过一条条街巷来介绍成都的历史文化。了解成都的城、桥、河，这既是了解整个成都的基础，也是了解成都街巷的坐标，所以本书把这些基础部分置于全书之前，把街巷部分置于其后。

本书的撰写是从2005年夏天开始的，历时四年。书名几经更改，最后用了《成都街巷志》，是企望向读者表明这是一本有丰富的历史与地理知识、可以为我们的后代保存资料的书。这里的"志"不是地方志的意思，而是古人所用的"志，记也"，"志，识也"的意思。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写老成都的街巷文化，不是成都的街巷名录或地名手册，所以请本书的读者千万不要把本书作为一本成都街巷指南来使用。因为本书中除了少数几条新街新路之外，并没有收入在改革开放之后新出现的大量的成都新街巷，主要都是有选择地介绍建国以前就已经存在的、有一定文化内涵的老街巷。至于这种选择是否恰当，尚乞读者指正，以便再版时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