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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依据吴冷西同志手稿校订整理。

吴冷西（1919—2002）是中国新闻界著名领导人，自1952年起任新华社社长，1957年至1966年又先后兼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中宣部副部长，1982年任广播电视部部长。长期伴随在*身边，见证了许多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过程。

他是中共党内重要的笔杆子，从1959年起参加党中央、国务院重要会议文稿的起草工作。1975年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和《*选集》材料组领导成员，并负责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作的常务工作。

吴冷西奉调主持《人民日报》工作时，*提醒他，要对困难有充分的估计，要准备碰到*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也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 。

*还对他说：“如果在《人民日报》呆不下去，就回到我这里当秘书。”

前言

一、延安十年

（一）从陌生开始

（二）在《解放日报》的感受

（三）传世杰作

（四）夜以继日的关注

（五）整风、改版和思想改造

（六）从日本投降到延安撤退

二、忆毛主席

（一）从评价斯大林说起

（二）新闻的阶级性

（三）政治家办报

（四）批评“反冒进”

（五）鼓足干劲与压缩空气

（六）武仗与文仗

（七）冷静的促进派

（八）实事求是

（九）又斗争又团结

（十）报刊宣传要转变

（十一）从学术讨论到“文化大革命”

（十二）附：《五不怕及其他》

三、七千人大会中的少奇同志

（一）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二）两个“三七开”

（三）批评分散主义

（四）自我批评与出气会

四、调整时期的少奇同志

（一）进入调整时期

（二）七千人大会

（三）社会主义也会发生经济危机

（四）工作问题不要联系阶级斗争

五、我对周总理印象最深的几件事

（一）第一次谈话

（二）“助理总编辑”

（三）入城以后的新课题

（四）每日必看《参考资料》

（五）台湾海峡的两次风浪

（六）一次严厉的批评

（七）李宗仁的记者招待会

（八）第一次核试验

六、周总理在1961年至1964年

（一）八字方针的提出

（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三）七千人大会上的自我批评

（四）经济困难比估计的要严重得多

（五）采取非常措施

（六）抓阶级斗争不能影响调整工作

（七）国民经济全面好转

七、记廖承志领导新华社工作

（一）受命于全面内战开始之际

（二）撤离延安

（三）太行临时总社接替工作

（四）远离中央的太行时期

（五）在西柏坡与中央汇合

八、忆乔木同志

（一）从社论中认识乔木同志

（二）在乔木领导下接受集训

（三）优秀政论家的风范

（四）从庐山会议到“文化大革命”

（五）重新工作

九、怀念启蒙老师艾思奇

（一）《大众哲学》对我的启蒙

（二）“老艾”印象记

（三）与艾思奇同志一起工作

十、同家英共事的日子

（一）杨家岭相识

（二）静谷求援

（三）初度合作

（四）豫北调查

（五）庐山风云

（六）再上庐山

（七）七千人大会

（八）挫折北戴河

（九）从《十条》到《二十三条》

（十）暴风雨前夕

（十一）东湖永诀

十一、怀念姚溱同志

（一）毛泽东思想宣传家

（二）投身中苏论战

（三）参加“五人小组”的工作

（四）最后诀别

（五）悲烈辞世

吴冷西（1919—2002），广东新会人。1937年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及马列学院学习并任教，1941年进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任编辑和国际部主任。全国解放后，长期从事党的新闻工作，1951年起任新华社社长，1957年至1966年兼任人民日报总编辑，1964年同时兼任中共央宣传部副部长，直至“文革”开始。1982年任广播电视部部长。从1960年起至2002年，连续当选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团主席和第二、三、四届理事会主席，第五届名誉主席，并任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会长。

1959年起参加党中央、国务院重要会议文稿的起草工作。1975年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和《*选集》材料组领导成员；1977年任中共中央*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参加《*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1978年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1980年任广东省委书记。

曾任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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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延安了解，较多的是我从中宣部调到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工作时期。《解放日报》创刊于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６日，《解放》杂志随即停刊，我于９月间从中宣部调到《解放日报》国际版工作。

当时在延安，大家议论纷纷的有两大问题：一是苏德战争（《解放日报》创刊后一个多月即爆发）形势如何，苏军能否顶住希特勒的闪电战；二是日本同德国、意大利结成“反共同盟”（１９４０年９月结盟）后，究竟向北进攻苏联，还是向南进攻美英殖民地。那时我正在《解放日报》编辑国际版，特别关心延安各方面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我从博古同志（他当时是《解放日报》社长兼新华社社长）和余光生（当时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曾留学美国，常当的英文翻译）那里听到中央领导同志、主要是的看法，我自己也经常同国际版的主编曹若茗同志（曾在巴黎《救国时报》工作）一起到第十八集团军总参谋部（驻地在离《解放日报》很近的王家坪）去参加那里的战争形势座谈会。

关于日寇北进还是南进，当时有两种看法，一种是以日共主席冈野进（即野坂参三，抗日战争爆发后从苏联到延安定居很长时期）领导的日本问题研究所为代表，认为两种可能性都有，但北进可能性较大。另一种看法以总参谋部作战局同志为代表，也认为两种可能性都有，但倾向于南进的可能性较大。我听到博古同志两次传达的看法。一次是我到报社不久，９月间博古同志谈到整个国际形势时说，估计，如果苏联红军能顶住希特勒对莫斯科的闪电进攻，日军不敢北进。如果日本在同美国的谈判（当时正在华盛顿进行）达不成妥协，日本也不会北进，还是要南进。在这之后不久，大约在１０月底，博古同志又传达的看法。估计：日本内阁改组，近卫下台，军部首脑东条英机上台，是发动新战争的预兆。从目前情况看，日寇南进可能性大。因为德军向莫斯科的进攻节节受阻，进展迟缓。眼看冬季在即，德军进攻困难更大。很难设想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会贸然北进。反之，美英在太平洋地区兵力单薄，易受攻击，日本很可能拣软的吃。而且太平洋地区物产丰富，正合日本胃口，而西伯利亚冰天雪地，荒无人烟，

从近期说对日本没有什么好处。德、意、日三国反共同盟不一定联合进攻苏联。德国进攻西欧，也是打着“反共”旗帜。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也是打着“反共”的旗子。要在太平洋进攻英美也可以用这面旗子。因此很可能出现中苏美英联合抗击德意日的形势，这对我国抗日战争十分有利。要扫除皖南事变后的气馁和急躁的情绪。要看到中苏美英必胜的大趋向。

一个多月以后，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完全证实了的估计。

关于苏德战争，据博古同志传达，从苏德战争爆发开始，一直密切注视战局的发展，而且不断提出自己的独到的看法。

我记得有两次印象甚深：次是对德军闪电战的看法。德军从６月２２日起发动闪电战，进展迅速。希特勒企图三个月内打败苏联。当时整个西方评论一边倒，认为苏军已崩溃。约在９月间，德军一面在北方向莫斯科进军，一面又在南方向顿巴斯地区进军。当时就指出，希特勒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兵分两路不是制胜之道。到了１０月间，指出苏军在莫斯科以西抵抗逐渐加强，德军进展迟缓，苏军同时也在南方罗斯托夫地区阻击德军东进，整个战场形势已逐渐转向对苏军有利。到了１１月间十月革命节时，已断定希特勒企图用闪电战打败苏军的战略失败已成定局，在冬季无法再发动攻势，相反要遇到红军的反攻。事实证明，红军在冬季里连续反攻，把迫近莫斯科的德军驱逐到一百多公里以外，证实了的预见。

传世杰作

第二次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看法。

１９４２年５月起，德军在南方大举进攻，迅速从顿河流域指向伏尔加河并向高加索地区推进。当时全世界大为震动，大都认为德军将切断伏尔加河，占领高加索油田，迂回莫斯科后方。早在７月间即指出，德军企图一举追求两个目标，分兵出击，重犯去年夏季攻势的错误。到了８月，德军渡顿河进迫斯大林格勒，红军开始了斯城保卫战，

顽强地进行逐街、逐楼、逐层的空前激烈的反复争夺。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吸引了全世界。那４８个日日夜夜，全世界所有反法西斯人士都与斯城红军战士同呼吸，共忧乐。据博古同志说，这时天天观察和分析战局的变化。

到了１０月１２日，我们凌晨上班编报时，博古同志还没有吃早饭，就拿来了亲自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红军的伟大胜利》。博古同志说，这是根据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的意见写的。

这篇社论，用“红色凡尔登”例比斯大林格勒破题，下笔惊人。提出，次世界大战中德皇发动凡尔登战役失败，从此走下坡路。社论然后泛论：历史上敌对双方在激烈斗争中，一方对另一方的后挣扎往往未能及时识破其外强中干的实质，这屡见不鲜。再指出，次世界大战中英法联军未能看出德军发动凡尔登战役是后挣扎，现在人们也未能看出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苏德战场上战略形势的转折点，而且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开篇高屋建瓴。

接着，在社论中分析斯城保卫战的４８天变化，分析希特勒发动对苏战争以来的三个阶段的战局变化，指出：斯城战役将是第三阶段的结束，第四阶段的开始，即红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德军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新阶段开始。并且预言：红军将在顿河南北敌军突出的地带两翼发动反攻，钳击德国危险部位。冬季将临，德军当务之急是赶快结束进攻转入防御。

在社论中又进一步分析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与去年莫斯科保卫战之异同，指出：如果斯城战役停止了法西斯的进攻，这一战役就是带着决定性的。这种决定性是关乎整个世界战争的。法西斯的生命在于进攻，一旦进攻完结，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从此希特勒将面临苏联、英美、欧陆人民三面战线的夹击，这是斯城战役以后的伟大历史进程。

在结束这篇社论之前，又以拿破仑为历史殷鉴，指出拿破仑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在进攻莫斯科失败。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仑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其决定点。结束语是：“一切对世界形势作悲观观察的人们，应将自己的观点改变过来。”余韵绕梁，意味无穷！

在这篇社论中的分析、论断和预见，它们的科学性和历史观、战略眼光与远见卓识，都为而后的战争进程一一证实。而且其行文之开门见山，既提笔洒脱，又思路贯通，流畅、跌宕而首尾相应。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此文堪称时事评论的传世杰作。我当时确实为之倾倒。现在重读编入《毛选》的这篇社论（题目改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仍然击节三叹！

就在１０月１２日《解放日报》刊登这篇社论的当晚，新华社收到了德国海通社播出的柏林德军统帅部发言人于１０月１２日（德国时间，比中国时间晚７小时）发表的声明，宣布“德军已由攻势转入守势”。新华社副社长吴文焘立即报告博古，博古马上打电话报告。第二天，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的所在地清凉山，人们到处奔走相告：赛过诸葛亮。

在１３日和１５日接连写了两篇社论：《历史教训》和《评柏林声明》，前者为评述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军的正确战略战术和勇猛抵抗，后者评论世界战争形势已发生根本变化，指出法西斯国家已完全丧失了主动地位。１１月７日，《解放日报》又发表为纪念十月革命节写的社论，进一步论述苏联及其红军胜利的伟大意义。

在这之后，苏军于１１月１９日开始发动反攻，地点果然在１０月１２日社论中预言的斯大林格勒南北顿河两岸。在这一地区的德军陷入多重包围，至１９４３年２月２日被歼２３万人，飞机１５００架，坦克５０００辆，著名的德军元帅鲍利斯率领的精锐兵团全军覆没。红军从而实行全面的战略反攻。

七千人大会上的自我批评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于１９６２年１月举行，参加的有七千多人，通称七千人大会。

刘少奇在大会上的书面报告和讲话，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既肯定了成绩又指出了失误，着重批评妨碍纠正“左”的错误、贯彻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分散主义倾向，并代表党中央政治局作自我批评，承担大跃进年之中“左”倾错误的主要责任。他明确指出，在中央已经提出纠正这些错误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后，全党当前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中央决定的方针政策，坚决反对妨碍落实这些方针政策的分散主义倾向，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

在大会上讲话，也作自我批评。他声明：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这三年大跃进中的缺点错误，主要责任应由他承担。他着重讲了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批评各级党组织中缺乏民主，书记说了算，并严厉提出他偏要摸那些屁股摸不得的“老虎”。他号召分组召开“出气会”，对中央和省委提意见，像竹筒倒豆子那样交心见面。七千人大会出现了坦诚相见、热烈感人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新高潮。因为实际上对中央的意见，讨论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时已提得差不多了，这时主要是各县委对各省委的意见。

周恩来在２月７日讲话。他首先作自我批评。他说这三年中的错误，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委负有很大责任。有关国家计划和政策的文件，许多是国务院提请党中央批准的，国务院负有主要责任。他以“四高”、“三多”为例加以说明。“四高”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调出，国务院应负主要责任。“三多”是计划变动多、基建项目多、权力下放过多，国务院也应负很大责任。至于有些政策性文件，未经中央批准而擅自下达，国务院和有关部委则应负全部责任。

周恩来具体举例说明自己的错误。一个例子是他在１９５９年８月人大常委会上汇报政府工作时，说过农业每年增产１０％就是跃进，增产１５％就是大跃进，增产２０％是特大跃进；工业每年增产２０％是跃进，增产２５％是大跃进，增产３０％是特大跃进。周恩来说，他提出这样的增产幅度，本意是想说服那些认为翻一番以致翻几番才算大跃进的同志，但无论农业或工业，按照他说的那样大幅度的增产是根本不可能的。周恩来说，美国在过去一百年中，前５０年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２０％，后５０年为１.１％。美国从年产十几万吨增加到年产１０００万吨钢，用了２８年（１８７２—１９００），我国只用了１０年（１９４９—１９５９，１９５８年产１０７０万吨不能算数，当年好钢不到８５０万吨），已经是很高的速度了。大跃进中“欲速不达”，１９６０年硬要年产１８００万吨钢，１９６１年还要生产９００万吨，结果今年计划只有降到７５０万吨。“以钢为纲”结果挤了其他产业，破坏了综合平衡，也损坏了本身生产设备，难以为继，结果生产不得不掉了下来。这是我们违反客观规律的结果，是对我们的惩罚。

周恩来还举另一个例子说明他自己犯错误。那就是权力下放过多。他说他曾号召各省、市、自治区工业产值超过农业总值，形成多个工业体系，他亲自起草文件，重工业下放７６.５％，轻工业下放８５％，财权也下放许多，造成了很大的恶果。他身为一国总理，困难时连一千吨钢也调不到，真是自食其果。

周恩来说，由于“四高”、“三多”，给许多同志造成很大压力，伤害了许多同志。我乘此机会向大家道歉。

周恩来出自肺腑的自我批评，极大地感动到会同志。

周恩来指出，主要是由于我们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加上自然灾害，目前全国经济困难非常严重，农业大大减产，轻工业生产自１９６０年起下降，重工业硬撑到去年也不得不往下掉，人民生活水平大大下降，不少农村饿死人，城市供应严重短缺，浮肿病在蔓延。我们必须全党动员，尽努力克服困难。

周恩来在讲话后提出的克服困难的八大措施，即：坚决压缩城镇人口、争取农业首先是粮棉油增产、努力增加工业特别是人民生活用品工业的生产、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全面彻底清理仓库物资、严禁走后门和搞好市场供应、坚决偿还外债并履行外援合同、建立新秩序和新风气。其中关键的措施是压缩城镇人口，１９６１年压缩１０００万人，１９６２年上半年还要压缩７００万人。

七千人大会总结了三年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纠正“左”的错误的方针政策，尽管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左”倾指导思想，但毕竟是我党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长征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在全党干部中为调整时期打下了思想基础。只是因为当时大家议论中心是民主集中制，加上当时对困难的估计仍有不足，中央决定的有关调整的方针政策，周恩来讲话提出的克服困难的八大措施，没有具体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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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本书依据吴冷西同志手稿校订整理。

吴冷西（1919—2002）是中国新闻界著名领导人，自1952年起任新华社社长，1957年至1966年又先后兼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中宣部副部长，1982年任广播电视部部长。长期伴随在毛主席身边，见证了许多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过程。

他是中共党内重要的笔杆子，从1959年起参加党中央、国务院重要会议文稿的起草工作。1975年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和《毛泽东选集》材料组领导成员，并负责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作的常务工作。

吴冷西奉调主持《人民日报》工作时，毛主席提醒他，要对困难有充分的估计，要准备碰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也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

毛主席还对他说：“如果在《人民日报》呆不下去，就回到我这里当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