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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来华，这一事件标志着封闭的天朝与西方世界的相交与碰撞。生于这种大变革、大融合、大冲突下的中国人，从龚自珍到林则徐，从严复到叶名琛，从张荫桓到王韬，从容闳到刘光第，从郭嵩焘到义和团，尽管身份地位各异，都成为东西方文明角力之际催生的杂种。在千古未有之大变局面前，他们或拯救，或绝望，或逍遥，或愤怒，最终都无法阻止社会集体腐败的大清帝国滑向深渊的车轮。

目录

自序 /1

第一章

英国第一位汉学家眼里的天朝

第二章

来自高级官员张集馨的报告

第三章 从龚自珍的诗文看天朝没落

第四章

林则徐与严复：英雄的真相

第五章

叶名琛，从总督到罪人的宿命

第六章 第一留学生容闳和他夭折的强国梦

第七章

留美幼童：祖国亲生的“杂种”

第八章

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的孤独之旅

第九章

报界第一人王韬的生存方式

第十章

光绪重臣张荫桓之乱世功名

第十一章

公祭政治犯刘光第的幕后玄机

第十二章

“义民” 义和团VS“汉奸”李鸿章

主要参考书目 / 250

聂作平，男，1969年生于四川富顺，现居成都。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迄今已发表和出版作品300余万字。代表作有随笔集《历史的B面》、《历史的耻部》（和吴思的《血酬定律》同获新浪网、当当网评定的“2003年度最有价值图书”），专著《1644：帝国的疼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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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认为，自有文字记录以来，中国的历史可分三等，分别为治世、乱世和衰世。乱世容易区分，甚至乱世还可以寄托希望；毕竟，一个乱世的终结，往往意味着一个承平治世的来临。而衰世的奇异之处，就在于它竟然和承平的治世非常相似：“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尤其吊诡的是，衰世的昏暗无光，却易与治世的朴实无华相混；衰世的沉寂无声，却易与治世的和平静谧相混；衰世的道路荒废，河岸毁坏，一片平坦，却易与治世的坦荡平展相混；衰世的人心昏浊不明，无所思虑，从而根本不可能有独立思考后发出不同声音导致的言论上的过失，却易与治世的一切都完美无缺，人民无所议论相混。判断乱世很容易，判断衰世还是治世，却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明察秋毫的睿智，尤其是当统治者利用衰世与治世的表面相似，竭力把衰世粉饰鼓吹成治世之时。

众所周知，中英鸦片战争的直接产物就是《南京条约》。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跳跃中真正侵犯中国主权，对中国具有杀伤力的是割地赔款，而另外的诸如五口通商和允许英人进入通商口岸，反而无足轻重，或者说相对平等。但是，令后人看不懂的是，清朝痛快地割了地赔了款，却对英人进入通商口岸阳奉阴违。

在我们今天看来，英人到底进不进入广州城，其实无关宏旨。天朝上国，自然不愿夷狄之人进入自己的国度，与自己的国民摩肩接踵。这样既有伤风化，也有辱国格。这其实是一种叫做祖制与国体的东西在这个老大帝国体内起作用。在这个百足之虫死而未僵的老大帝国，无论多么琐屑的事情，只要一旦和祖制、国体相勾连，就成了“悠悠万事，惟此伟大”的头等大事。

几年过去了，叶名琛已胜任两广总督，同时兼任办理外交事务的钦差大臣，英国公使包令走马上任。包令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求与叶名琛会谈。问题是，叶名琛认为两人会谈的地点只能是广州城外的洋行货贷或者虎门码头，而包令坚持必须进城。显然，会面地点之争，仍然是英人入城之争的翻版。这事放在今天看确实有些不可思议：人家既然是代表一个国家的使节，你是负责大清外交的官员，为什么不能让人家进你的城呢？叶名琛时代，清朝君臣都固执地认为，世界上的国家再多，只有大清的天朝和其他国家之分。大清与其他国家之间，要么是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要么是天朝上国与夷狄之邦的关系，绝不可能是平起平坐的对等关系。一旦默许其他国家的使节入城，甚至其他国家的民众入城，那无疑就是在天朝和其他国家之间画上了等号。这样，包令和叶名琛之间的交涉，就注定了是鸡同鸭讲。英国人慢慢开始相信，只有依靠武力，才能达到外交不能实现的目的。

1900年，中国的庚子义和团运动引致八国联军武力干涉。1901年9月7日上午，清廷全权代表奕匡和李鸿章与11国代表签定了《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第六款议定，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共十四国，而不只是八国）的军费、损失费4亿5千万两白银，赔款的期限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本息合计为9亿8千万两，是为“庚子赔款”。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同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留下的那部分“实应赔偿”，内容包括美国出兵中国的军费赔偿及美在华商人与传教士的损失赔偿。

当时为什么美国人想用退赔的庚款办学呢？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因此他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来造就一批为美国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新的领袖。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清华人”几近三分之一。1949年掌管“清华基金”的杰出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到台湾后，又利用这笔款项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由于清华的经费来源较为充裕，使其办学亦有相当的自主性，这些条件又对治校方面自然产生一些影响，促进了清华在学校的管理制度方面和运行机制上逐渐地形成一套独立的、具有清华自身特点的东西，并由此产生了一些特殊的体制和风格，乃至后来清华校风与学风的逐步形成，都与此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而这种特徵较明显的反映出来的一个例证，即是20－30年代初期，清华大学出现的几次大规模的学校风潮。其中，清华校长多次易人，竟有十几任之多，甚至出现清华几年没有校长，由校务会 议维持的尴尬局面。

关于日本：日本所获赔偿，去掉补偿实际损失，得七千余万日圆。然而为了仿效美国，从中国获取更大利益，竟在国内发行公债，与庚款余额组成基金，用于与中国合办或单独开办学校、医院及实业。“所开发之物质，皆为日本最缺乏者”（P483）。就是说，虽然款项用于中国，但是不由中国人掌握处理。学校有天津、汉口的同文书院和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研究部。医院有北京同仁医院（！！），汉口医院，九江医院、青岛医院，北平立民卫生实验所。此外还有资助中国赴日、日本来华留学生，资助中国自然、人文科学研究。完全用于中国利益（日本从中不得好处）之处，总计6,100,000日圆（1916—1937），这似乎该算“退还”？！

书籍介绍

1793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来华，这一事件标志着封闭的天朝与西方世界的相交与碰撞。生于这种大变革、大融合、大冲突下的中国人，从龚自珍到林则徐，从严复到叶名琛，从张荫桓到王韬，从容闳到刘光第，从郭嵩焘到义和团，尽管身份地位各异，都成为东西方文明角力之际催生的杂种。在千古未有之大变局面前，他们或拯救，或绝望，或逍遥，或愤怒，最终都无法阻止社会集体腐败的大清帝国滑向深渊的车轮。